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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仁贵老师荐读《历史活着》:历史是生动的,如同现实生活。
作者:办公室 来源:昆明一中 日期:2016-05-17 点击量:10940 字体: [] [] []

编者按:每一本你未曾打开过的书,都可谓新书,每一本时隔多日再次重读的书,亦可谓新书。课业多,忙,不读书。但不必如此理直气壮吧。身边总有同学“无端”就比你多读了几本,不妨细思之。每个人都拥有一座私人图书馆,今天,夏仁贵老师将为你的图书馆放进一本新书《历史活着》。新书已上架,我们读书吧。

夏仁贵老师推荐语:

历史是生动的,如同现实生活。而历史教科书又不能全为我们展示生动的有血有肉、丰满的人物形象,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。怎么办?除了聆听老师们在课堂上精彩的讲述,同学们还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遗憾。然而如今史学著作浩如烟海。我为大家推荐一本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在1993年至2009年间的随笔《历史活着》。独立成篇,方便阅读。另外,视角新颖,见解独到。这本小书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。


夏仁贵老师推荐精彩章节

谁先抢了圆明园

一百四十年前的秋天,一八六O年十月,圆明园浩劫,举世震惊,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。但是,谁先抢了圆明园?据王闿运说是中国人,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!王闿运(一八三二至一九一六年)的《圆明园词》说:“敌兵未爇雍门荻,牧童已见骊山火。”这话文诌诌的,好在附有自注,词义乃大白:“夷人入京,遂至园宫,见陈设巨丽,相戒弗入,云恐以失物索偿也。乃夷人出,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,假夷为名,遂先纵火,夷人还而大掠矣。”王当时刚出道,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,北京的关系很熟。据他的见证,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,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,不是老外,而是土著,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。此话关系重大,不可乱打诓语,要有根据。所以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)作者黄浚(一八九O至一九三七年)写到这段疑案,同意王闿运,称“此说大致不谬”以后,另外还引了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作旁证。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(公历十月七日)记:“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”,还没有大抢。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,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。日记说:城外西郊,盗贼遍地。城里的贵族、官僚、富人纷纷害怕起来,打点细软准备出逃。他们怕的不是洋人,而是京城周围的穷满人、穷汉人。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、玉器,已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,准备跟在洋人后面,接着抢。

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。“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,奸民乘之,攘夺余物,至挽车以运之。上方珍秘,散无孓遗。”可见,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抢以后,北京的暴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。据说河里、沟里都是坛坛罐罐,搬不动,扔下的。此后的几十年里,圆明园里,无有宁日。北京的老百姓,每逢动乱,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,就拖着板车奔海淀。从楠木、金砖,到石块、瓦片,皇上的东西,什么都往家里搬。运气好的,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、玉器。民国初年的时候,王闿运曾对人说:“圆明园毁后,周垣半圮,乡人窃入,盗砖石,伐薪木,无过问者。”一九八O年夏,我已经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,第一次旅游北京,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碑,垒砌在街沿上。见我们南方人端详考证的样子,老北京得意地说:“没错!圆明园的,皇上家的”,叫人厥倒。

……

说实在,多次读到这段史料,总是不解:“首善之区”的百姓,“皇城根下”的子民,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,平时又最恨洋人,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,不显出“忠君爱国攘夷”的样子,反而乘帝室之危,下手捞便宜,为什么?这样的中国人,到底是怎么回事?汉奸?不像。“农民起义”?也不像。愚民群氓京混子?他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,连皇帝、列强都吃不了兜着。这样的故事,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:“乘火打劫。”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,这样的故事太多了,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。秦末项羽大烧咸阳,放火的是楚兵,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,不然为什么大火“三月不灭”。明末“闯王”李自成进北京,很想守住纪律不抢,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,一发而不可收。辛亥革命的时候,北京、南京、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,有人想抢。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、政客、士绅出面维持,不准掳掠,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,故宫保了下来,造了博物院。不过,这样的故事,还没有离我们远去。本世纪里,每有“煽风点火”的群众运动,就有“乘火打劫”的行动者。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。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,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“乘火打劫”的现象解释得最为生动服人。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,说道:“嗟乎!一人之心,千万人之心。秦爱纷奢,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尽锱铢,用之如泥沙?使负栋之柱,多于南亩之农夫;架梁之椽,多于机上之女工;钉头磷磷,多于在庾之粟粒;瓦缝参差,多于周身之帛缕;……使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。独夫之心,日益骄固。戍卒叫,函谷举。楚人一举,可怜焦土。”杜牧是诗人,不是理论家,但他讲出了大道理:长期朕“一人”,宫城内外的皇帝和百姓,富贵贫贱,奢侈穷困,差别太大。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、社会关系的沟通、舆论批评的发泄,鄙野之人,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,敢怒不敢言,可一旦有人揭竿,那些看似老实委琐,委屈成奴,油嘴滑舌的平民,必“乘火打劫”,必要上金銮殿,九龙床上过把皇帝瘾而后快。由圆明园的“乘火打劫”,想到了北方朋友讲的家乡故事。抗战时期,某地日寇扫荡抗战村庄。日军后面,跟着邻村的村民。鬼子“三光”(烧、杀、抢光)之后,他们再收捡一些破烂回家。由此又想到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,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镜头。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,怪其愚昧。然而,又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,我们现在应该知道:习惯性的“乘火打劫”,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,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。这是一个体制问题。一个社会,一个城市,如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、事业、信仰和追求,没自己的事干,老念着、侃着、望着皇上的生活,以此为苦,也以此为乐,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,行为不负责任,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,成为暴民。王闿运、李慈铭,还有鲁迅,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病,但无法下药。不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,不再出这样的“洋相”。

“我们的赫德”

赫德是来中国谋生赚钱的,固然算不上一个“志愿者”、“爱华人”,但至少也不是一个“窃取者”。上海人对“赫德”这个名字有所记忆。一九一三年,海关大楼对面的汉口路外滩,落成了一座铜像,纪念中国近代海关事业的奠基人英国人赫德(Robert Hart,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)。碑座正面有中文赞词:“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,英男爵赫君德,字鹭宾。生于道光乙未,卒于宣统辛亥,享遐者七十七年,综关榷者四十八载。创办全国邮政,建设沿海灯楼,资矜式于邦人,备咨询于政府。诚恳谦忍,智果明通。立中华不朽之功,膺世界非常之誉。爰铸铜像,以志不忘。”清朝官方倒是一直感谢赫德的。

但是,中国历史似乎难以接受这个人物,赫德铜像,备受争议,在抗战之后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就消失了。堂堂中华的门户,清朝银库的钥匙,大小事务的关键,都被这个爱尔兰人掌握着,总是不爽。中文史书都尽量不给好评,说他是“代表英国对中国进行半统治的主要人物”。除了白求恩,正统史学家很少说来华外国人的好话。然而,“不爽”的历史终还是历史。问题是为什么清朝朝廷对赫德如此信任,授他一品衔,以至于奕訢、文祥、李鸿章都口口声声地说:“我们的赫德”,如何,如何;“如果有一百个赫德,就……”

……

《赫德日记》表现出他对清朝的“忠诚”。一八六O年前后,领事官威妥玛、前总税务司李泰国、“常胜军”管带戈登,还有上海的中外势力,暗中策反曾国藩、李鸿章,割锯南方,推翻清朝。梁启超的《李鸿章传》,提到戈登劝李鸿章做皇帝。“戈登曰:中国今日如此情形,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。除非君自取之,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。”这类传言,踪影飘忽,很难稽考。现在有了《日记》上的确凿记录,就可以作为定案了。一八六三年六十五日晚上,赫德和威妥玛、李泰国三人聚餐。威、李议论“瓦解清王朝”,支持戈登的策反计划。赫德没有加入同胞们的密谋,在他看来,清朝再腐败无能,毕竟是他的老板,他不愿背叛。相反,他以自己的方式,向清朝告密了。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四日,赫德把他了解到的湘军、淮军和外国军人的关系向清朝告发,他对主持总理衙门的满族人文祥说:“外间对曾国藩是否忠贞不二产生了怀疑。”靠这类的“忠诚”,他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,被认作“我们的赫德”。

后记节选

中国近代史,至今还是许多人心头的一块痛楚,必然也就是一段“活着的历史”。还有很多人认为,晚清以来的重重怪相,常常出现在现实生活中,那么也说明这段历史没有死去。还有,无论“历史”怎样纠缠,人心如此纠结,我们都还必须“活着”。用“历史活着”作书名,含着这几层意思。过去的文人,喜欢“咏史”;现在的史家,不免“影射”,其实并不是中国学者特别喜欢沉溺于“历史循环论”,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特别丰富,谈助很多,史鉴不远。当然,再现的历史,并不是简单的重复。历史或许是以佛教“转世”的方式活着,前世、现世,还有来世,未必都是相同的肉身,却是有一魂贯穿。融会贯通地理解历史,大约是能得到一点点启示的。然而,这种理解,也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在山间海边的管窥蠡测,和造成那真相的大智慧相比,真是小智徒逞,微不足道。从和珅看贪官,从李鸿章看外交,从袁世凯看民主,未必能在其中找到答案,充其量是多一些兴味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谓“读史使人明智”的说法,很有局限,最终不过也是说说而已。